消费主义正在谋杀谁？|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观点
原题：理想，在当代不应被“放逐”
作者：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朱善杰
◤当今时代，资本推动科技和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时髦、时尚、复古等都会被消费主义所征用，消费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青年人的“杀手”。
在一个只重“利”和“己”的时代，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原子化”，逐渐破坏集体的凝聚力、国家的整合力和对共同体的认同。那么，人们开始在公共空间中“撤离”，回归日常生活，退回家中，缩到房子里，把毕生财力投入到围绕房子而展开的“居家”生活中，在“家”这种封闭的私密性空间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进而寻找自身安全感与生活的意义。这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人们几乎天天抱着手机、盯着电脑，把自己的身体“宅”起来的同时，也把心的门“关”紧，尽力减免对现实世界中公共生活与事务的参与和承担，尽量减少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大部分当代青年正被过于庸俗的生活所层层包裹，由此变得坐井观天，太重现实名利，显得有些暮气沉沉，还有一种未老先衰的迹象和危机。当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若隐若现的理想“死火”，有时会促使他们反省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并盼望有所改变。否则，前几年，乔布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的人生忠告，不会曾于一时之间感动和激励了那么多年轻人。
既然如此，青年若要有所改变，就必须重提理想，既不能让自己一味消沉下去，也不能一直太现实、太功利下去，而应振作起来，从改变自己入手，进而改变社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历史赋予一代人的光荣使命。
而重提理想，需要勇气，更需要精气神，这就要求青年人有一种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精神。养“浩然之气”，需要一种良性的社会土壤。这种“土壤”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社会文化中来。如想让青年人重提理想，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拜金主义的文化，创造一个价值多元的文化空间和意义系统，让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优秀与否、有价值与否的社会标准，不再仅仅是个人财富、利益的攫取与数量的积累，还应有对社会良性建设的贡献程度及大小；不再仅仅是金钱、财富等纯物质性指标，还应有慈善捐助、社会救助、公共参与等社会公益方面的考量，同时让人明白，人生和社会中除了“利”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义”。其次要改变的是年轻人应走出消费主义文化的误区。当今时代，资本推动科技和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时髦、时尚、复古等都会被消费主义所征用，造成物的使用价值大大小于符号价值，年轻人被一种追逐时尚和技术更新换代的攀比型的消费之风紧紧包围，因此才会出现“果粉”“大军”，新闻中报道有的青少年为了买最新款的苹果产品，甚至不惜卖肾。无疑，消费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青年人的“杀手”。
当代文化是有一套生产机制的。因此，要改变它，就必须要改变其背后的生产机制。资本扩张和追逐高额利润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催生商品不断升级、更新换代，这正契合并抓住了年轻人对新生事物好奇、求知欲旺盛、喜欢尝试、跟风的文化心理，而广告、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又铺天盖地地有力配合了资本的营销战略，把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植入”到年轻人的头脑中，由此资本暴力和媒体暴力合谋把年轻人群卷进消费主义的漩涡中，以一种“魔力”去吸引他们不断地消费甚至透支性地消费，并使其因互相攀比而形成一种不间断的消费“循环”，由此，消费主义文化就被切实生产出来。而深受这种建立在产品频繁更新换代和物欲无限膨胀基础上的消费主义文化影响和制约的年轻人，往往满脑子里都是追求时尚、新科技、刺激、好玩等，逐渐钝化了本来就很弱的反省力和免疫力，哪还顾得上去思考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形而上的理想呢。
可是，怎么去改变这套文化生产机制并进而打破消费主义文化“一统天下”的状况呢？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文化的问题，还要从文化入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想改变这一现状，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世界，在批判反省的基础上重构日常生活的内容、方式和人生的意义系统。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土壤、水、空气等自然环境的污染和心脑血管病年轻化趋向的健康危机与长时间以来人们所主动选择的一种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不无关系。如想改变，一个有效的路径是：重新发现“朴素”一词的内涵，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注重器物的回收利用，节约能源，节制欲望，打破“一次性”的“买——用——买”的物的使用规则和商品的交换结构，做到物尽其用，从消费主义的恶性循环中逐步走出来。
同时，人们要重新审视并改变人生的意义系统和价值评价系统，在明白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这个道理后，视节约和环保为最大美德之一，以奢华浪费为耻，并自觉认同：人活着的意义不在于占用多少和消耗多少商品，而在于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人的成功及优秀与否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和高档消费品，而在于多大程度上得到多少他人和社会给予的赞美与肯定等。还有，人在实施自己的行为时，要有一个他者做参照，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不穷极一时地、毫无节制地挥霍大自然给人类的有限“馈赠”。这样，如有可能，人们在节约资源和保护自然的原则上建构一套健康的生活内容和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利他与利己和谐共生及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重新界定。
由此就建构出了一种“可再生”的文化。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可再生”而非竭泽而渔，使人与社会的关系“可再生”而非奉行“丛林”法则，这是完全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中人对资源的疯狂占有、掠夺和消耗的。这样可让青年有一个“内在精神”的“突围”，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不停留在对阶层之间流动性固化的无奈感叹之中，也不陷入对机遇、资源等被争夺耗尽的恐慌和焦虑之内。在这种“可再生”的文化系统中，青年人可用激情和青春点燃理想的火种，并在全社会形成“燎原之势”，让被当代社会“放逐”的理想重新归来，使人们不再羞于谈理想，懒于谈理想，怯于谈理想，而是理直气壮地重提理想，并在个体的生活和生命中给理想留有一个确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才可以安放人的灵魂。
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在这种文化背后，需要有来自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力量的配合与支撑，提供一套完善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而不是政策的朝令夕改，最终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能让青年有一个“现实身体”的“突围”，否则，文化的基础是不稳固的。
（文章不代表本报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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